洪武三十年春，金陵城（今南京）本应是学子们吟诗作赋的好时节，但科举放榜却引发政治地震。榜单上51名进士全来自南方，北中国竟无一人上榜，此怪事明朝开国三十年来绝无仅有，科举史上也闻所未闻。落榜北方考生悲愤交加，有人拦街告御状，指控主考官刘三吾徇私舞弊。
朱元璋看到名单眉头紧锁，他作为极度敏感的政治家，深知此事关乎大明江山稳固与北方民心归附。最初，他展现耐心，下旨让翰林院官员组成“复审团”重新调阅北方考生试卷，想补录几人平息众怒。然而，复审团不仅未补录，还称北方考生文章文理不通且有违禁词汇，录取南人是秉公办事。
朱元璋恐惧江南士子、文官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，利用“学术标准”垄断晋升通道。他杀心顿起，将复审团20余名官员指控为“胡惟庸、蓝玉余党”，处以凌迟极刑；刘三吾因名望高且年迈，被发配边疆。之后，朱元璋亲自主持会试，限定考生为北方落榜生，录取的61名进士全是北方人，这便是“南北榜案”。此后，科举成皇权强制介入的平衡艺术，朱元璋警示天下：江山须南北共管，搞“地域垄断”者掉脑袋。
很多人质疑刘三吾是否冤枉，南方文章是否真能“降维打击”北方。客观上，自唐安史之乱后，经济重心南移，南方相对安定、财富积累多，更易培育出文采斐然的学子。但“51比0”显然有猫腻，文官集团可通过“审美垄断”偏向南方文风，且考官能从文风和用词判断考生籍贯。
朱元璋孙子明仁宗认为，国家管理不能全是南方人，需加入北方人的厚重稳健。他意识到杀人不能解决南北教育资源不均问题，在杨士奇建议下，明朝推行“南北分卷”制度，最初南卷六成、北卷四成，宣德年间增设“中卷”，为朱元璋老家及文采稍逊地区、教育落后地区划出单独名额。清朝入关后，将其演变为“分省录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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